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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左”的危害:江泽民想要删一句话都删不掉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2: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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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江泽民 资料图

本文来源:光明网,作者:马国川,原题为:《马国川: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本文系节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

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

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

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

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

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

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

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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