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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杂志刊发系列文章再议新政治观(全文)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4: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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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杂志第383期封面

原标题:政治文明发展的自觉命题

——对政治观的深化讨论

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总看法、总观念,其内涵随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主体对政治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和价值判断。一个政党和公民主体其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的确定和树立,一方面由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情势所决定,同时与政党、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主观认识分不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使命、目标、任务以及价值系统等都发生重大改变,自然其政治观也必然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大调整大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社会加速转型,同样要求政治观必须与时俱进。

人民论坛杂志(10月上期)推出特别策划《新政治观探讨》,就新政治观“新”在何处、突破点和关注点在哪里、新旧政治观转换逻辑链条、政治观如何影响政党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等进行了探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总计有超过30万网友参与跟帖评论;在百度搜索“人民论坛新政治观”,有2000000条以上搜索结果;在新浪微博,众多知名博主转发、评论本策划。有专家保守估计,此组文章仅在新浪微博上就有千万人次以上的传播阅读。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众对这些深层问题的高度关注。

本刊编辑部也收到许多专家与读者的来电来函,参与问题的讨论。大多数读者和网友对《新政治观探讨》给予充分肯定,也有指出此次探讨虽然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不够深入,期待本刊进一步组织专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期约请韩冬雪、李良栋、许耀桐等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特征与关系;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政党变革深层逻辑与现实路径;如何构建政治自信;如何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关键词是什么;政治革新的思想来源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李长春同志在今年6月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深入推进工程,更好地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解放思想,回应时代,面对大众,革新政治理念,研究基本问题,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政治观革新:理论解构与自主建构

作者:韩冬雪

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近来,通过推动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出路和实现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如何“告别传统、告别革命、超越左右”的激烈争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譬如政治观的含义,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的内容、特征与关系,特别是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和明确的解读。在我看来,跳过对上述前提性问题的解答,直接切入对所谓“破旧立新”问题的探讨,并没有让所谓“新政治观”的轮廓更加清晰,却酝酿着引发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相反,当从理论原点出发达成共识的尝试取得进展之时,却可能意味着我们真正开始学会用一种现代的思维来思考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政治观演变与政治观的现代化问题

政治观是政治主体对整个政治世界的集中表述,以对政治本质、内容及其规律的理解为核心。后者不仅是人们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理性逻辑起点,同时又为驱动思想和行为的心理与情感确定了基调。作为个体的政治观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但作为整体的政治观则是可以被概括和标注前缀的。

在西方语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观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的命题时,他所谓的政治,是一种囊括了当时政治生活主体全部社会活动的范畴,其所映射出的,是一种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加具体区分的“全方位、泛公共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目的与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的价值标准之间表现为一种不需论证的天然统一关系。

西方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为这种近乎具有纯粹“公共性”的政治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罗马共和制的实践则推动了其进一步的体系化。但当赋予这种政治观以现实合理性的政治格局在不断的内外冲击下崩塌解体后,西方社会的政治观也随之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上层建筑安排的教权与王权、君主集权与贵族分权之争强化了对政治权力本位属性的认知,而伴随着中世纪经济格局变迁的私人领域的悄然扩张,则成为了孕育权利本位政治观的渊薮,这两者都使得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色彩逐渐淡出,从而也为近代以来西方政治观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方式,明确地缩小了政治的涵盖领域和指涉范围,突出强调了政治对社会价值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特征。

近代以来,正是这种基于利益和权利博弈前提的政治观,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政治领域内,当人们意识到古典时代的政治模式已经无法再现于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中时,西方政治也就只能沿着上述政治观所设定的路径走出宗教蒙昧主义的阴影,进而衍生出当代西方价值观的主要构成要素——如民主观、自由观、权利观,并由此推演出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正是这种西方政治观赋予了现代社会所通行的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但我认为,今天之所以还有讨论新政治观议题的必要,决不是因为它已经被化约成了一个做既定单项选择那样的简单问题。同样,承认现代政治观的许多内容出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观,也并不等于将两者等同起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当公民社会的自主成长开始不断为现代政治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时,上述那种将政治与公共社会生活刻意剥离开的政治观本身,也给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新的挑战。比如,沿着权力和权利双重本位政治观的逻辑,民主的失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最终都是无法解决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过于窄化的政治观天然地孕育着极端功利化的因子,它可以导致用选举来化约民主,也可以用“市场法则”来置换经济规律。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西方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政治的公共性内涵,试图超越利益博弈假设的窠臼,从提供沟通与协商机制等层面来认识政治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内涵。

当然,时至今日,这场反思与重构的运动还远未达到引发西方政治观“第三次变革”的程度,但是它提醒我们,西方当代主流政治观脱胎于窄化、弱公共性的传统政治观的内在缺陷,仍然需要被深刻地反思与克服。它提醒我们的问题是,政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决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跨越过程,人们固然可以在过渡过程中不断积累现代性因素,却无法试图超越政治和社会经济史长时段的演变规律来塑造出一个现代政治观的范本。

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双重属性与“革命思维”的必然逻辑

回到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发展脉络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来概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早熟的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权力本位的政治观,起到为后者对应的权力差序格局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提供了一种对权力的不稳定的、非制度化的制约机制,同时也在中国人政治观念土壤里埋下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种子。后者的悄然生长,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政治崩坍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致力于“整体解决方案”的理性建构主义提供着本土合法性荫庇的作用。由此,也因其与权力本位政治观难分彼此的羁绊,而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即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起步,总是要从权力本位的传统政治观中寻求革命性解构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革命思维”下强调政治斗争性观念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其合理性。

就本质而言,革命是一种通过暴力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和秩序,迫使现有的政治权力或权威主体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活动,这就决定了用于指导革命的政治观必然需要强调政治权威性分配和权力斗争活动的特性甚至将其推向极致,而革命的深层心理依据也必然引导着人们将对理性权威的崇拜推向极致。从现代化的趋势上看,这恐怕是扫除传统障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路径。但传统政治观并不是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终结而一步退场的,它还要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影响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人们,而一旦中国过度发达的权力本位政治传统实现了与激进理想主义的合流,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原本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服务于政治观现代变革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革命体制”内政治思想和行为主体,使自己成为了主人,披上了“新政治观”的外衣。但就长远而言,这种名不副实的“鼎新革故”既无法弥合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会因为源自权力本位思维解构手段的过剩,而纠缠于忧虑新一轮革命周期的尴尬境地。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革命政治观”的大行其道,又是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在双重本位属性之外的又一特征密切相关的,即公民社会缺位和公共空间缺失所导致的对政治公共性认识的严重不足。换而言之,在中国政治观念的演变史上,依托权力的灌输、宣传、教化一直是塑造中国人政治观念的主要方式,而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自觉与反思则显得微乎其微。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观领域内告别传统的变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归根到底也正是在回归政治公共性本质方面踟蹰不前的必然结果。这一根本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无论是有效制约权力机制的运转,还是其后蕴藏的弱化斗争、强调沟通、和谐、包容的政治观念成为主流目标的实现都将是遥遥无期的。

新政治观的形成:解构扬弃——自主适应——自然生长

纵观政治观演变的历史,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从来也不是那么截然鲜明的,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对东西方政治观演变脉络及各自困局的解析,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律。就此而言,尽管从传统到现代政治观过渡既没有,也不需要过多的教条范本和所谓的“普世”路径,但仍然是包含着一些可以视为共性的原则的:

首先,新政治观是以对传统的解构扬弃为前提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时下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政治观念对当代中国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即拥有话语权优势而又处于反思变革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附着于包括“革命思维”和文化保守主义之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以及主要在确立政治信仰、影响政治价值、维系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仅就前两者而言,事实上它们都包含着一定的传统成分,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政治的现实保持着时空和价值需求方面的契合。因此,对其在新政治观形成中的两方面作用,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要最大限度地消解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的历史残留物,在新政治观中引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内容,是新型政治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又要善于发现和改进这些制度和观念本身与现代中国政治需求之间不尽相合之处,预防政治观念领域旧瓶新酒和庸俗实用主义问题的发生。同理,作为一个新思维本土化渐进生长和为大众习得的过程,政治观念的现代变迁又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价值、政治伦理和政治思维的襄助。总而言之,政治观的延续变革是一个破立结合的动态过程,它并不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间维持一种暧昧的平衡,但却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资源,来铺设一条通向现代政治的现实与理念高度契合的渐进式的道路。

其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性的自主适应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政治观革新的价值意义,首先是从政治观作为特定共同体成员认识政治的整体观念体系这一概念出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少数个体、群体,特别是政治或知识精英政治观念领域的突变作为新政治观形成的标志。正如我在解析中国传统政治局限性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需要社会自主成长、自主选择、自主适应的时代,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多元整合机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基础,也就没有必要延续“替民思考”的思维惯性,重复传统政治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特定政治观念的模式。在不否认新政治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引导的前提下,我们更需要信任社会、信任广大民众对现代政治自主适应的意愿与能力,而最有利于现代政治稳定发展的建构共存的多元主义,也只有通过社会的自主选择与磨合才可能植根于共同体的政治文化当中。反之,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把政治观念领域变迁的主导权交还到社会手中,那么无论在左中右的政治观谱系中选出的是哪一种方案,都可能因为遭遇来自社会的抵触和拒斥而无法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根基,而所谓的“超越左右”、“告别革命”也都将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归根究底,政治观的演变是经济社会领域变迁的必然结果,我之所以要强调新政治观是“自然生长”而不是“设计”出来的,不仅是源自对理性建构主义的质疑,更是基于这样一点基本认识,即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变迁绝不可能超前、甚至独立于现代政治制度、机制领域的实践之外。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教化、引导为核心的活动固然是政治观形成的条件之一,但与之相较,人们更多的还是在日常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实践中,点滴感受、积累、习得和反思着自身的政治观。因此,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一项依赖专业指导、专门施工的工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之所以饱尝政治现实与政治观念领域冲突断裂所带来的焦虑之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人为地割裂了现代政治与现代政治观之间的逻辑联系,希望通过移植或“设计”一种“现代政治观”来奠定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石,这多多少少是颠倒了现代政治观形成的逻辑。或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赋予政治观的变革以更多附加含义的时候,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领域才真正实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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